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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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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淫纳粹要不得 希特勒《我的奋斗》很辱华

2016-03-22 18:23 国尚新闻网 点击次数 :
(原标题:《我的奋斗》纳粹都嫌难看,何以蛊惑千万人)

意淫纳粹要不得 希特勒《我的奋斗》很辱华

1924年12月20日, 希特勒获得假释出狱,被判处5年徒刑的他仅在监狱中待了一年余

文 | 李思达

《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3月下独家稿件,有删节,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2016年的元旦和往年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对于德国拜仁州政府来说,这天却意味着麻烦:有本归属于他们名下的超级畅销书,因为作者已逝世70年,根据法律规定,版权到期。从此之后,这本书就将属于“公共领域图书”,任何第三方都可以不经授权出版。

拜仁州政府头痛的并不是无法专享利润。事实上,这70年来他们从未再版这本书,他们保有版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无法出版,从而彻底封杀它。这本书,就是臭名昭著全球公认的大毒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拜仁州又称巴伐利亚,是希特勒和纳粹党起家之处,希特勒正是在其首府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动,写作和出版了《我的奋斗》。二战胜利后,盟国一致同意彻底肃清纳粹思想,《我的奋斗》自然也在盟军封杀清单上。在东德等苏东国家这不是什么问题,只需要一道行政命令就可以让《我的奋斗》永不见天日。但是在西方,由于宪法中明文规定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这个问题就变得棘手起来。西德政府只能采取迂回措施:由美国占领当局出面,将《我的奋斗》相关权益移交给拜仁州政府。拜仁州政府则以自己不出版也不授权他人出版的形式,从法理上正当地封杀了这本纳粹“圣经”。从此,《我的奋斗》成了“隐形之书”,只有少数研究者能在图书馆的角落中看到。

为免不负责任的出版商为追求经济利益炒作“禁书”,拜仁州政府主动出击,动员了众多历史学家,于2016年1月8日出版了一本批注版《我的奋斗》,其中添加3500条注释,从原有的700多页膨胀到了1400多页,几乎是重写了一遍!注释主要是对纳粹意识形态进行解释和“消毒”,批驳其中错误;对人物和事件背景、希特勒言论来源、意识形态根源都进行了考订,补充了不少当代研究成果。出版者希望,通过这番修订,新时代的人有能力也能有智力来正确看待这株大毒草,再也不受其蛊惑。

逻辑混乱 有16.4万处语法错误

在很多人想象中,《我的奋斗》应该是一本极有煽动性、可读性的书籍,像毒品沾了就上瘾,所以才曾经那么火,到今天还得提防。其实事实完全相反。希特勒自己都在私下承认,如果早知道他最终会当上德国总理,那他是绝不会以这种形式出版《我的奋斗》的。

“叙事逻辑混乱”是这本书最明显的毛病之一。希特勒无疑有着惊人的演说天才,他可以一个话题又一个话题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小时,用各种煽动性的字眼拨弄听众的情感。然而当把这些谈话变成文字时,希特勒就暴露出他未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缺陷:《我的奋斗》结构松散,行文跳跃,一看作者就没有在书桌前富有逻辑地思考和组织文字的能力。事实上,《我的奋斗》并不是他“亲笔”撰写,而是他口述,由鲁道夫·赫斯记录,施丹佛尔神父和约瑟夫·捷尔内润色而成。

作为一个资深文艺青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忍不住对他能想到的一切问题发表意见,全然不顾本来的主题,结果使得全书除了政治之外,文化、教育、戏剧、电影、漫画、艺术、文学、历史、性、婚姻和卖淫,无所不包,毫无重点。甚至在探讨《第二帝国的崩溃》(第一卷第十章)这种严肃的主题时,他会突兀地花整整10页专门讨论如何在德国根治梅毒。全书的瞎扯节奏,由此可见一斑。

在对德语的使用上,《我的奋斗》也是一个反面教材。曾经有文学批评家做过统计,整本书中出现了16.4万处语法和句法错误。在书中,笨重而难以理解的从句、没有必要的文字重复、稀奇古怪的概括比比皆是,到处充斥着强烈而富有侵犯性的语言,夸张、华而不实、装腔作势的文风,矛盾、因果倒置、草率归因的论证方式。实际上,包括许多忠实的纳粹分子在内,很少有人能把这本臃肿冗长,多达782页的大部头读完。甚至就连纳粹党内部也有人揶揄地说,这本书其实应该叫作《我的抽筋》。

啤酒馆暴动后主动蹲监狱搞创作

这么一部结构散漫又没可读性的长篇大论怎么会兴风作浪20年呢?这得从创作之初说起。

1924年4月1日,慕尼黑人民法庭对去年11月9日那场闹剧一般的啤酒馆暴动做出了最终判决,宽大到就像是愚人节的玩笑:以希特勒为首的5名主犯仅被判处了5年徒刑,服刑6个月之后就能申请假释。考虑到政变之后两天的11月11日希特勒就被逮捕收监,到 4月1日这天他已经在监狱中待了快5个月,法庭的这个判决基本相当于当庭开释!即使如此法官还对希特勒感到抱歉,特地在判决书加入了一段对他“纯粹的爱国动机和光荣的意图”表示深刻同情的说明,而且断然否决了公诉人要求将这个外国人驱逐出境的要求,因为“这个要求不能适用于像希特勒这样处处以德国的地位来进行思考和体验的人”。

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希特勒却坚决不出狱,老老实实住满了一年,直到1924年的12月20日才出来。因为他要利用这段安静的时间写本书。此时希特勒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在德国武装夺权是行不通的。用希特勒自己的话说,啤酒馆暴动是他“一生中最轻率鲁莽的决定”,因为即便是政变“成功,也必然会由于当时运动内部的不够成熟和组织及思想基础上的缺陷而以惨败收场”。在蹲监狱的这段时间中,希特勒通过反省得出了结论:“推翻旧国家是不够的,必须在事前建立起新国家,并且随时准备好……留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摧毁旧国家的最后残余——这只要几个小时就行了。”因此希特勒迫切需要撰写一本著作,向大众阐述自己全部政治理念,告诉大家这个未来之国到底会是什么模样。

在历史上,不乏政治人物在狱中发愤撰写重要政治著作的例子,但其中很少有人能像希特勒一样拥有如此优越的写作环境。由于当地政府纵容,希特勒在兰德斯堡与其说是服刑,不如说是作家找了个度假村闭关搞创作:住的是舒适单人“囚室”,窗外就是美丽的乡村风景;吃的是比市面还好的食物,每天还有葡萄酒或啤酒供应。当休息时,他和其他纳粹分子可以打牌、运动,四处聊天散步。后来,狱方甚至还允许他们开办酒店和出版报纸——不夸张地说,光是全德国寄给希特勒的慰问品就足够供他们开办这家酒店,外加一个水果店和花店。希特勒后来也回忆说,这段服刑时间实际上他在接受“政府付费的大学教育”。

大概是在1924年5月左右,希特勒开始着手撰写这部著作。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和狱友吃过早饭之后,就回到单人囚室写作和阅读,偶尔出席一下狱友的活动。一般写到中午就和狱友一起吃午餐。午餐期间他各种高谈阔论,发布重要指示。下午处理信件、会见客人和散步。晚餐后,看看狱友的体育活动,8点回牢房,10点准时熄灯。在兰德斯堡这样规律地生活了半年多之后,希特勒连体重都增加了。12月20日出狱时,他已经完成他的著作计划中的第一卷《重要问题的解决》。接下来的一年中,又写完第二卷《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还给自己的书取了一个严肃而拗口的名字:《四年半来对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

这次出书倒不是心血来潮,很可能是采纳希特勒的商务经理、纳粹党御用的艾赫出版社负责人马克斯·阿曼的提议。作为一名精明的书商,阿曼不想放过啤酒馆政变带来的商机,因此极力劝说希特勒撰写一本揭秘此次政变内幕的书;同时他也希望能将这本书打造成一本励志大作:讲述一名默默无闻的维也纳“工人”(至少希特勒自己是这么说的),是如何通过不懈努力和奋斗成为如今风云人物的。他向希特勒保证,这本书一面世就能登上畅销书榜首,可以带给希特勒不菲的收入,不仅能让他偿清在不久前审判中欠下的高额律师费用,甚至还有盈余买一辆奔驰车!

但作为政治家的希特勒思考得远比这个商人更深远。事实上,精明狡猾的希特勒明白,纳粹党还处在困难的创业期,从政治角度来看,不管是旁人有多好奇,自己也绝不能去翻黑历史。因此,整个第一卷更多的是抽象性的表达,加上一些普通的自传叙述。出版商阿曼期望看到一本揭秘政变的励志传奇,而当他看到希特勒对啤酒馆政变只字未提时不禁大失所望。但阿曼毕竟是商人,他将丝毫没有卖点的书名改成了朗朗上口的《我的奋斗》。

到底卖了多少本

1925年7月18日,《我的奋斗》第一卷《重要问题的解决》出版,售价是12马克(当时约合3美元),比同期德国出版的大多数书籍贵一倍。第二卷《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于1926年11月11日出版(上下册售价合计24 马克)。全书共27章,上卷12章,下卷15章,分章标题如下:

上册: 我的家庭/在维也纳的学习/在维也纳所得的政见/在慕尼黑/世界大战/战争宣传/革命/我政治生活的开始/德国工人党/第二帝国的崩溃/民族和种族/纳粹党的最初阶段;

下册: 世界观和政党/国家/公民和国家主体/个人和人民国家的观念/世界观和组织/最初的斗争/和红色势力的斗争/孤独让强者变得更强/有关冲锋队意义和组织的基本理念/联邦主义的假面/宣传和组织/工会问题/德国战后联盟政策/东方政策/紧急防卫权。

搞清楚《我的奋斗》在纳粹上台之前到底卖出了多少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的自然销量是一个最直观的指标,可以反映出普通大众在未受到官方胁迫时,对纳粹和极右势力盲从到什么地步。阿曼说这本书第一年就卖出了2.3万册,以后逐年递增,这显然是吹牛,反纳粹的人从来不相信这个数据;但有一部分人又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居然不过大脑地相信截止到1927年《我的奋斗》总共只销售出6200套。

1945年,盟军缴获了艾赫出版社的版税清单,《我的奋斗》的真实销量由此曝光:1925年刚问世时,一口气销出了9473册,后来有所下滑,到1930年又卖出54086册。在纳粹上台之前7年中,总共销售了22万套,说明每300个德国人中就有1人主动购买这本书。考虑到这是一本超级枯燥难看的政治书籍,其销量着实让人瞠目结舌。

1939年,梅梅尔(今立陶宛克莱佩尔,二战前为东欧德裔聚居区)地方秩序局公务员中的纳粹党成员正在阅读《我的奋斗》。这张摆拍照片意图表现此书为纳粹分子最爱的书籍

随着《我的奋斗》的大卖,希特勒也从中获得了不菲的版税收入。1933年,希特勒就任总理的第一年,《我的奋斗》的销量就暴增到150万册,他的版税收入也多达100万马克(约折合2010年美元377万),出版社很识时务地将他的版税从10%提到了15%。随着希特勒成为第三帝国元首,德国再也没有什么书能比《我的奋斗》更畅销了。每户德国家庭都会购买一本《我的奋斗》,不管是不是真的认同或者支持纳粹运动,总之放本在家里镇宅保平安,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只要是在德国上学的学生,毕业典礼上一定会得到这本书。市政厅结婚登记处,也将本来送给新婚夫妻的《圣经》改成了《我的奋斗》。由于纳粹党利用政治特权推广,《我的奋斗》到1939年累计发行量已经高达545万册,1942 年845万册,1943 年984万册。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共有5000万人口的德国,20年共计销售了大约1200万本,被官方翻译成16种语言,给希特勒带来了800万马克(折合现在3016万美元)的版税收入!

毒性到底有多大

讽刺的是,大多数人光顾着取笑《我的奋斗》,却严重地低估这本书的影响力。威廉·夏伊勒(著名历史作家,《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曾异常感慨地评论道:“要是在1933年之前德国有更多的非纳粹党人读了这本书,要是外国政治家在还不太晚的时候仔细读了这本书,德国和全世界本来是可以免于一场灾难的。”因为,希特勒在这本书里“精确地写下,如果他一旦掌权的话,他要把德国变成怎样的一个国家,他要德国通过武力征服把世界变成怎样的一个世界。在这本富有启示性的书里⋯⋯描绘了他在1939年到1945年的胜利年代里强加给被征服的欧洲的野蛮新秩序的蓝图……”

虽然《我的奋斗》在本质上就是一本文艺民科青年胡诌出来的玩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本书显示了不凡的否定性力量,依靠这种力量,作者将许多半真半假的谎言和理论搅和在一起,通过自己刻骨的仇恨汇聚成阴谋论大全。在这本书中,希特勒不仅鼓动和激起仇恨,还和所有的读者一起分享它。另一方面,虽然在描述上有各种跳跃切换,但是在这本书中,希特勒还是清晰并且前后一致地表达出了一种纳粹党的世界观,一种他最终在第三帝国中付诸实践,并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世界观。

在《我的奋斗》之中,希特勒所表达的整个世界观基础——按他的话来说是一种“花岗石基础”——建立在一种雅利安人的优越性上。希特勒认为,人类可以划分为三种群体:雅利安文化的奠基人、文化的支撑者和文化的毁灭者。雅利安人,尤其是其中的日耳曼人,是头脑“涌现出天才神圣光彩”的文化创造者,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在这个体系,所有其他非雅利安人,或者勉强可以被当作文化支撑者,或者只能被奴役。高等的雅利安人如果放弃了血统的纯洁性,就会丧失自己的天堂而沉沦。因此,为了维护这种血统纯洁性,必须从内部铲除低等民族——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甚至就在这本书中,希特勒已经提到“将1.2万或1.5万希伯来的国家腐败者交给毒气……为未来挽救100万守秩序、有价值的德国人”。

如果这样一个种族国家建立起来之后,又该如何组织和统治呢?既然整个人类分三六九等,那么让高等人类相互结合,进而产生所谓的超人,再将政权交给这些超人不就好了吗?在《我的奋斗》之中,希特勒正是如此坚定地表述,天才人物不是来自普选,而是被优生出来的,他们是极少数被选出来实施实际权力的人,而这种国家的组织方式也必须建立在个人原则,而不是多数人决策的基础上。换言之,就是以后纳粹德国那种军事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模式。

当这种国家建立起来后,理所当然就会遇到生存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向外谋求生存空间。他认为这种国家的未来存在于对生存空间的征服中。希特勒很奇怪地认为,英国也是一个伟大的日耳曼国家,德国不应该在海上和他们争夺,而是应该在陆地上发展,这样英德可以结成一个“天然同盟”。所以,德国应该在东欧和俄罗斯夺取空间,谋求达到国家延续、保证强国地位、人口增长的种族生存空间。

《我的奋斗》塑造的世界观并不是建立在精心的证明、客观的论证和可靠的逻辑之上,而是根植于虚假的历史和神话学基础之中,比如《锡安长老议定书》这种伪造的东西。希特勒在整本书中都先入为主地相信自然、命运、天意、阴谋,而且将许多事物毫无根据地联系起来,比如在武力对外扩张和经济增长之间直接假定出一个因果关系。对于大众来说,真正有价值,经过严格论证的观点往往令人望而生畏,而希特勒这种将半真半假的东西掺合在一起,危言耸听地告诉大家所谓“真相”的论述方式反而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容易被其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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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右翼思潮也席卷了东亚,中国和日本的“热血青年”都不约而同地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兴趣。尤其是纳粹德国的优等民族种族划分、“夺取生存空间”的理论、绝对服从的独裁统治方式,在东亚各国极右翼势力中获得了广泛的赞同。蒋介石更是对纳粹德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口号大为心折,在1934年派郑介民、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亲信前往欧洲考察德意两国的法西斯运动。他们回国之后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详细介绍德国的纳粹主义,建议在中国也付诸实施,加强和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独裁统治机制。于是,在官方有意推动下,法西斯主义在中国成为年度热词,报纸上不乏各种公开叫嚣“只有法西斯蒂是拯救中国民族命运的法宝”(《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时代的车轮,既然踏入法西斯阶段,那么你就是任何人,亦不能螳臂挡车”(《法西斯的意义和译名》)。

就在这种人人以谈法西斯为荣的大背景之下,1935至1936年间,中国国立编译局组织人手翻译了《我的奋斗》,放在商务图书馆“星期标准书”系列中发行,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亲自作序推荐。然而,这个中译本整章整章地大段删减,几乎不知所云。

既然翻译出版了,又为何大段删减?此中缘由说来好笑,正如鲁迅在杂文中揭示的那样,这些希特勒的“黄脸干儿”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按希特勒的说法,种族优越性决定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在纳粹秩序之下的地位。那么,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怎么着也得在未来纳粹新秩序下分一杯羹吧?然而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中国和中国人的不过寥寥几处,而且还是这么说的:“(你能想象)一个黑鬼或者中国佬能变成一个德国人,就因为他学过德语;将来因为他能说德语,就可以对德国政党投票吗?”文中不仅将中国人和他最讨厌的黑人相提并论,还特地使用了侮辱性的名词(Nigger和Chinaman),由此可见希特勒对中国的真实态度,什么希特勒曾受过华人照顾所以一直对中国抱有好感之类的言论,只不过是“黄脸干儿”们的自我意淫罢了!

 

更加要命的是,《我的奋斗》中在提到日本时,还勉强地承认日本人是文化支撑者,是比中国高等那么一点的种族。这就是说,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就是一种理所应当的行为!这种只要看过原著就能得出的结论,实在让“黄脸干儿”们大为尴尬。

但日本也没有被《我的奋斗》爽到。他们在翻译时发现,希特勒眼中,整个东亚民族就没有什么较高的地位可言,区别仅仅是可以勉强利用合作和必须加以奴役甚至消灭而已。因此日文版《我的奋斗》做的删改幅度也不小。到头来,中日版《我的奋斗》都是删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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